今年夏天，我的一个旅居美国的学生来看我，他知道我喜欢收藏酒标，非要看看这些宝贝。他指着一枚景芝白干酒标，不解地问我：“教授还喝这低档酒啊?”
   
“哈哈，小伙子，收藏的酒标未必都来自自己喝过的酒，不过这枚酒标还真是从我喝过的酒的瓶子上揭下来的。62度啊，是真朋友还是喝这个!”
   
这是一枚普通的酒标，的酒标上端是毛主席的手书“为人民服务”，独特的毛体书法，广为传颂的口号，一度在中国的任何一个角落都能看到它；“景芝白干”四个大红字用的是仿宋印刷体，显得敦厚庄重。我满含深情地看着它，随口吟道：
   
烟笼寒水月笼沙，夜泊秦淮近酒家。
商女不知恨，隔江犹唱后庭花。
   
“杜牧的《泊秦淮》，”学生脱口说道，“景芝白干和这有什么渊源呢?”
   
上世纪70年代初，我以工宣队员的身份进入中学，领文章来源华夏酒报导“斗、批、改”。学生不怕老师，就怕工宣队。当时学校的课堂秩序乱得一塌糊涂，一些年长的老教师，为了能平安地讲完一节课，往往请工宣队员去教室“压阵”，有的老师则干脆称病告假。遇到这种情况，工宣队长往往会说：“小韩，你去讲！”我年轻好胜，登上讲台，面对一群半大孩子，无所顾忌，侃侃而谈，学生们高兴，自己得意。只上了两年学的工宣队长笑咪咪地夸我：“比老九讲得强！”我听了之后，越发忘乎所以，沾沾自喜起来。
   
1971年，郭沫若的《李白与杜甫》出版了，一时间文学界扬李抑杜之风势不可挡，愈刮愈浓。虽然我对“三吏三别”情有独钟，对杜甫作品中的现实主义多有感触，但郭老的观点一出，自己也只有跟风的份了。在语文教研组的学习会上，我慷慨激昂：“郭老说老杜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，我看小杜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”此言一发，连手拿语录本打瞌睡的老师也抬起了头。我情绪激昂地说：“杜牧污蔑妇女，说什么商女不知恨，隔江犹唱后庭花。把的原因强加到妇女头上，这是对妇女的污辱！”一时间，女老师们受此启发，仿佛受了奇耻大辱似地纷纷发言，痛批杜牧。学习会上掀起的讨论，使我更加兴奋和得意，我甚至觉得自己的“路线觉悟”又有了新的提高。
   
第二天午饭，我端着饭盒走到复旦毕业的语文组长张老师桌前。张老师礼貌地给我让了个座位，边吃饭边看报纸，不再说一句话。我打破沉默，问：“张老师，昨天会上您没发言，您对郭老的《李白与杜甫》怎么评价？”
   
“好哇，当然是好哇！”“具体怎么个好法呢？”
   
张老师不回答我的问题，先看了看左右，然后小声地问我：“韩师傅，听说你是大学毕业？”

“大学还没毕业就下去搞‘四清’了。”

“那你应该懂得曲笔吧？”

“鲁迅常用曲笔。”
   
“做为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，杜牧怎么可能把的责任强加到商女的头上呢？”

“您是说杜牧用的是曲笔！？”
   
“对头！”张老师用浓重的安丘方言，非常肯定地说，然后就沉默了。深邃坚定的目光穿过高倍数的近视镜片，凝视着我，既有壮士一去不复还的那种凛然正气，也有恨铁不成钢的关爱之情。那是仅凭一句话就足以被打成反的年月。望着他的目光，我被深深地震撼了。他清楚，如果我把谈话内容汇报上去，明天被批判的人可能就会由杜牧换成眼前的他，可他更清楚，我会读懂他目光中的全部内容。
   
晚上我请张老师去了家小酒馆，还特意带了一瓶当时不易买到的62度景芝白干酒。故乡醇浓的高粱酒一下子拉近了张老师和我的距离，我们谈文学，谈人生，谈历史，谈时政，说得都是郁闷在心中，几年来不敢说的话。夜深了，俩人一脚深一脚浅地相互搀扶着回到宿舍，顾不得，挤在一起，同榻而眠，直至天大亮。
   
醒来，发现张老师把酒瓶带回来了，我问他原因，他说用酒瓶盛煤油，其实我知道，他怕有人发现我俩在酒馆喝酒，惹出麻烦，特意消灭证据的。因为上面有的题词，我小心地将酒标取下，将酒瓶扔到了宿舍后的夹道里。酒瓶早已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，而酒标我却一直保留至今。


转载此文章请注明文章来源《华夏酒报》。
要了解更全面酒业新闻，请订阅《华夏酒报》，邮发代号23-189 全国邮局（所）均可订阅。